中國大陸北洋政府時期，東北學子齊世英曾經為了中國的現代化創辦了時與潮的雜誌，二十世紀初的世界百家爭鳴，馬克思主義、法西斯主義、資本主義、民主主義...各種政治學說在世界的各個角落開始了實驗場，而在東方的中國大陸、日本與台灣也在這場世界潮流中並未缺席，在那個時代當中青年吸收著屬於那時代的潮水，渴望著將這些新奇卻未被實現的思想實踐於自己的經世事業中，台灣在那時代的潮水中破浪，知識分子們也渴望福爾摩沙能夠在這一浪中，將台灣人民從舊社會中再次的解放出來。
二十世紀初，日本時代的台灣，台灣的知識份子們曾經在日本人的壓迫下奮力的雕塑台灣人民的福祉，許多人參與了政治運動，他們有些人選擇了傳統社會的溫和改革，有些人選擇武力與威權對抗，有些人選擇了工農革命的鬥爭路線，我們辜且不論他們各別的政治主張是否真正切合當時的社會需要，珍貴的是他們願意將社會改革當成他們的志業，並為它而奉獻，然而在這樣的思想競爭時代，不管事中國大陸、台灣或日本，最後都在戰爭中沉寂，因為戰爭日本走向了軍國法西斯主義，而戰後，中國大陸成了世界最多人口也最激進的紅色實驗場，台灣則變成永懷領袖的獨裁政府，每每讀這段的歷史，出生於資訊爆炸世代的我，我只感受那時代的人們似乎都沒有上過卡內基訓練，不太懂得溝通的藝術，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到最後的結果，拳頭最大的將其他聲音都壓住了，也將一個時代的思想潮流葬送了。
在台灣長大的我們，從小被教導共產主義思想是萬惡的源頭，成長的過程中卻對於很多禁忌的史觀產生好奇，我是天生的反骨，總是喜歡與教科書的史觀唱反調，而好死不死的我中學受教育的階段，是史觀去中國化的時候，那時候每一個教科書都在講二二八，而當時的主流論述無非就是二二八事件是外省國民黨對本省人的屠殺事件，然而天生反骨的我，卻硬找出來了當年的台共二七部隊、外省人受害的紀錄，以及台灣後來白色恐怖各族群的事件紀錄。到了中國史，課堂上講著國民黨的北伐與軍政、訓政、憲政，但我卻在思考著那個被"東征"掉的陳炯明，真的十惡不赦嗎?難道他提出來的"聯省自治"錯了嗎?而軍閥又真的人人都是壞蛋?如果都是壞蛋，那為什麼段祺瑞被稱為"共和總理"，張作霖又為何面對日本的進逼時不願降伏?再往下的時代，齊世英的女兒齊邦媛，身為外省人卻敢在國語文教材改革中反對當時威權的國民政府，將國民黨的政治教材從課本上挪走。而最近的幾年，我似乎也從這樣的探索反面教材中明白到為何共產主義可以吸引一代的人，它的文學其實唱出了工農階級的心聲，激出了下層民眾渴望自由的憤慨，我在念得當下，其實也被這樣的文筆所激動，就不難想像當年到底有多少人回應號召，[我已將生命獻給最偉大的事業，那就是為了全人類的解放而鬥爭]。看了這麼多的觀點後，歷史上的人物再也沒有所謂的全白或是全黑，鄧小平鎮壓了六四卻將中國從文革政治瘋狂帶向了改革開放，蔣經國有了台灣經濟奇蹟，卻敗在江南案中，謝雪紅一生以台灣民族解放為目標，卻成了提倡台獨但不得不投靠中共的悲劇。每每看到這這些故事，我都會想著雙十會談，想著日本二二六事件，也想著宋教仁、犬養毅的屍體，我無法去知道那時代的人物心境，但我真的想問為何不願意坐下來談呢?在上個世紀中的時與潮，這樣的潮水激盪了一個時代，人們有著堅毅的精神，卻沒有傾聽的耳朵，中國與日本的潮水匯流成八年的血河，國共都賠上了一代人的命與思想自由，一攤攤的血泊其實並不是在訴說著誰的潮對了，誰又真正的擁有了那時代，它其實只是在訴說那渴望文明思潮下的野蠻。 誕生於九零後的我們，成長在於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教科書的史觀無法在限制住我們，我們可以輕輕鬆鬆的與四十年前的共匪上網對談，其實幾經交流後，我們都彼此發現我們真的是對方口中的匪嗎?上個時代或許因為資訊的限制，缺乏了一個良好的溝通文化，但如今我們是否應該要挪去上一輩所告訴我們的刻板印象，重新的去認識這個世界，上一代的時與潮已經過去了，血也漸漸的乾了，我們這一代的時與潮，是否會複製上一代的錯誤呢?我想應該是不會的，畢竟卡內基訓練的溝通訓練已經被社會認為是更文明的技巧，願我們的時與潮是在彼此的匯流中成就更大的洋海。